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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:春节透出改革的暖意

发布时间: 2018-2-26 点击次数: 822

        1978年,对于中国百姓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。尽管改革的春雷要到年底才炸响,但从春节开始,人们就已经开始感受到春潮涌动,万物复苏。
春节气氛开始活跃
        1978年1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光明的中国》的元旦社论。社论说:“一九七七年,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,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,也包括我们的敌人,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:在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、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,在粉碎了‘四人帮’以后,中国会向何处去?”从社论充满激情的政治语言中,人们可以感受到在1978年的那个初春,“文革”的政治坚冰仍未彻底消融,人们熟知的改革开放的那声“春雷”,要在这一年的年底才炸响。
         40年前的那个春节,还处在物资短缺、凭票供应的时代。那时候,过年对孩子们来说绝对是朝思暮想的诱惑,平日里粗茶淡饭难见荤腥,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就显得分外香。为了孩子们盼望了一年的那顿年夜饭,春节前的那段日子,家庭主妇的主题就是排队“抢购”肉、蛋等凭票供应的副食品,有时还要全家出动彻夜排队。虽然生活依然清贫困顿,但1978年的春节依然发生着一丝改变。春节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,有了文艺晚会、音乐会、体育比赛,甚至可以看到被禁多年后重新露面的《阿诗玛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李双双》这样的国产老电影,一些传统游戏如套圈、射击再次出现,谜语灯会空前火爆。
       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,当时名称还叫北京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春节文艺晚会。更让人开心的是,在这一年的春节前,一心革命十几年都没涨工资的职工要加钱了,而且人人有份,这无疑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,也让年夜饭的餐桌能够丰盛一点儿了。北京百货大楼春节营销1978年的春节,北京百货大楼第一次在门前广场设立年货摊点,白天彩旗招展,夜晚灯火辉煌,楼内各层也是张灯结彩,一楼大厅还破天荒悬挂起了巨副春联,出售的服装包括传统旗袍和各色童装等。这是百货大楼自“文革”起第一次开展节日营销活动。而在郑州,金水路上可以看到舞龙灯、耍狮子、跑旱船,孩子们常常会跟着队伍跑出好远,紫荆山公园办起了“文革 ”后的第一届灯展。在四川宜宾人民公园举办了灯会,15天内,购票观灯者达9万余人。这一年的大年初一,中国足球队参加了香港春节贺岁杯足球赛,以4∶1战胜香港联队,队员包括容志行、迟尚斌、 李富胜、沈祥福等。那时还很少有比赛转播,因而关注足球的人还很少。但仅仅3年之后,一股足球热就席卷全国。见面问候“你高考了吗?”“你高考了吗?”这是1978年春节期间,知青、工人、学生、复员军人见到熟人打招呼的第一个问候。此时的火车站里,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都在谈论高考。一个多月前恢复的高考,让数以百万的下乡知青有了靠公平竞争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。而在春节期间,很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。至于“文革”后第一届大学生——77级,他们入学则是在春节以后三四月份的事了。而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:77、78级学生中出现“陈世美”,一些已经结了婚的老大哥,面对如花似玉、天真清纯的年轻女同学,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的欲念。当时学校要经常接待前来哭诉的“秦香莲” ,《人民文学》还发表一篇批判“现代陈世美”小说《杜鹃啼归》,引起轰动。
排队烫发成为时尚
        这一年,街头高音喇叭传出的不再是样板戏、革命歌曲,而是《洪湖水,浪打浪》、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这些解禁歌曲以及《爱情的位置》这样的小说连播。爱情这久违了的俗世情感终于不再被看作可耻的东西了,恋人们可以公开地手拉着手逛公园、轧马路了。电影院甚至上演了《望乡》这部反映妓院生活的日本电影,北京电视台甚至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……这一年,曾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烫发开始在城市流行,烫个“鸡窝”头成为时尚,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。人们的精神偶像是破解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数学家陈景润。所有的改变在1978年的年底达到高潮。12月底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中国告别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,走向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。1979年开始流行交谊舞。到了1979年的春节,人们餐桌上的年夜饭确实丰盛多了。在北京,市场上时鲜多了、特产多了,大核桃、巧克力、话梅糖等老产品恢复生产,蛋香饼干、香酥饼干、特制蛋糕、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。最令孩子们高兴的是五颜六色的灯笼,以及娓娓动听的“空竹”、各种各样的鞭炮、脸谱等。
        1979年的除夕夜,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。在此之前,跳交谊舞是作为封资修被禁止的。此后,跳舞热蔓延开来,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、广场、饭馆、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,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。1979年春节,中国人还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,上海电视台春节期间播出了长约90秒的“参杞补酒” 广告片。香港《大公报》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评论:“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,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起航。”与此同时,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,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这种4毛钱一瓶、类似中药汤的饮料不感兴趣,年轻人对喇叭裤、 蛤蟆镜以及《追捕》、《大西洋底下来的人》这样的进口片似乎更入迷。当然,更让他们着迷的是邓丽君那样的“靡靡之音”。当时,谁要是能有一台砖头式的日本松下录音机和几盘邓丽君的磁带,那绝对是身份和时尚的象征。(摘自《法律与生活》刘爽 文)